高昂運輸成本使部分國外家具生產業務撤離中國
一些歐洲國家的公司開始選擇退出中國。法國辦公設備生產商Samas和德國耳機生產商Sennheiser,已將生產業務遷出中國。德國工程師協會估計,高達1/5的會員企業計劃撤離中國。阿達迪斯(Adidas)則表示,它正在削減在中國的業務規模。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北美。美國電動汽車制造商TeslaMotors放棄了原來在泰國生產電池、英國組裝,然后運回美國的生產流程,取而代之的是將所有生產環節全部集中于加州總部周圍。此外,美國家具經銷商過去習慣于將木材從美國本土運到中國,加工成沙發、櫥柜、桌椅后再返銷美國;現在這些木材直接在弗吉尼亞或北卡萊羅納進行加工制作,這種做法甚至使得當地沉寂已久的木材加工業重新煥發生機。與中國對美出口下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墨西哥對美出口以7%的增速穩步推進,特別是在家具、鋼鐵、橡膠和紙制品等行業,墨西哥正逐步擠占中國的市場份額。
造成這種國際貿易“回流”的因素之一,是居高不下的運輸成本。
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顯示,40英尺標準箱從上海運到美國東海岸,平均成本從2000年的3000美元上漲到目前的8000美元。如果原油價格達到每桶200美元,該運輸費將達15000美元。加拿大投資銀行CIBCWorldMarkets**發布的報告指出,今年航運費上漲的幅度相當于平均提高了9%的貿易關稅。大型集裝箱運輸船隊選擇降低20%的運速以控制燃料成本。這份報告總結說:“運輸貨物的成本而非關稅,才是全球貿易的**挑戰。”正如該行首席經濟學家魯賓所說,“當油價達到三位數時,距離就是金錢。”據他計算,貨物長途運輸的距離每延長10%,燃料成本就上升4.5%。
運輸成本成為影響全球貿易和國際投資的關鍵要素。
來自英國《金融時報》的數據顯示,2007年,歐盟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8億歐元(合27億美元),遠低于2006年60億歐元的水平。但在俄羅斯,來自歐盟的投資從106億歐元飆升至171億歐元。羅申美國際(RSMInternational)的外國直接投資專家兼顧問戴維·巴特萊特表示,“業界正越來越多地把目光放在中歐和東歐,在生產外包方面,這里是取代中國的理想之選,尤其是出于運輸成本等因素的考量。”
毫無疑問,只要運輸成本保持在高位,全球產業分工的“回流”現象和“近鄰效應”就會愈發明顯。正如UPS全球CEO斯格特·戴維斯所說的:“貿易由洲際向地區間轉移的確是一個趨勢。”
之前,正是低廉的低成本運輸使得全球經濟一體化成為可能。
3年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其蜚聲國際的《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中這樣描述越來越“扁平”的世界:市場、勞動力和產品都可以被整個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和***的方式實現。全球化無可阻擋,美國的工人、財務人員、工程師和程序員現在必須與遠在中國和印度的那些同樣優秀或同樣差勁的勞動力競爭,更有競爭力的一方將勝出。
借助這種勢不可擋的全球化,亞洲經濟體成功地承接了歐美發達經濟體的產業轉移,并最終形成了“亞洲制造+歐美消費”的市場格局。
但這種建立在“能源及運輸成本低廉”基礎上的市場格局隨著各種成本(尤其是運輸成本)上升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雖然全球化的趨勢不會因為運輸成本高企而發生根本性變化,但由此引發的全球產業鏈條的重新整合與分工卻愈加明顯。
在這個趨勢中,“亞洲制造”將是首當其中的受害者。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其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珠三角和長三角區域的出口型企業正在遭遇較為普遍和嚴重的經營困難。以廣東玩具行業為例,根據廣東海關的統計,今年1至7月,廣東玩具出口29.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僅增長4.8%,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近39個百分點。1至7月,有出口記錄的廣東玩具企業僅剩下約1400間;與去年同期相比,有逾3600間企業退出出口市場,占總數的77.8%。中國出口型制造企業所面臨的困難甚至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7月4日,溫家寶總理趕赴江蘇和上海調研。同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廣東考察。幾乎同一時間,李克強副總理、王岐山副總理和商務部部長陳德銘等也分赴河北、山東、浙江進行調研。短短不到一周之內,眾多高層領導集中調研中國制造業,為多年來所罕見。
事實上,從與制造業唇齒相依的物流業的境遇,我們可以管窺這種全球產業鏈分工已漸顯規模。以深圳市為例,2007年深圳港口集裝箱吞吐量超過2100萬標箱,居世界第四;機場旅客吞吐量超過2100萬人次,貨郵吞吐量進入世界機場貨運50強之列。但今年以來沿海地區普遍遭遇的外貿出口困境,令深圳物流業頗受沖擊。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發布的經濟半年報,今年1—6月深圳外貿進出口總額為1391.8億美元,同比增長9%,增幅較去年同期降低約16個百分點,下滑趨勢明顯。外貿出口的下滑也直接傳導至物流產業上,今年1—5月深圳港集裝箱吞吐量增幅下降5.8個百分點,其中以美洲線為主的鹽田港區集裝箱吞吐量甚至出現負增長。
運輸成本上升對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影響或許剛剛開始,對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制造”而言,制造業的“回流”和“近鄰效應”將對產業升級構成巨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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