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市鄞州區長豐新村，年過花甲的吳慈懷抱著未滿周歲的小孫子，笑得很滿足。

　　吳慈的家中有些凌亂，樓上樓下近200平米的空間，堆滿了他多年來四處搜求的甬式家具，就連孫子的嬰兒床也是兩把甬式木椅拼接而成。

　　“從小，我們家里除了帶電的，用的都是父親收來的老家具。”吳慈的大兒子吳圣東和小兒子吳圣超對此已然習慣。事實上，他們一家人都投入了這些“老古董”的收藏與研究之中。

　　“我現在**的心愿就是盡快建一座甬式家具博物館，讓更多的人認識甬式家具，了解寧波的文化史。”吳慈說。不久前，吳慈一家所在的鄞州區，出臺了促進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文件，這讓吳慈父子看到了希望。

　　身材高大，頭發烏黑，講起話來中氣十足，剛過花甲之年的吳慈坐在一張古色古香的木椅中，言談舉止頗具書卷氣。誰能想到，這個寧波收藏界頗有名氣的收藏鑒賞專家，30年前，還是奉化農村的農民，而且是初中只讀了一年半的輟學生。

　　從吃草根啃樹皮到全國首批萬元戶

　　1976年元旦，寧波奉化一個叫吳江涇的小村子里敲鑼打鼓，披紅掛彩。那是吳慈結婚的日子。他與沒見過幾次面的新娘蔣梅珍組成了一個溫馨的家庭。那一年，吳慈29歲，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

　　吳慈祖上世代書香，父親曾任南京電信局局長，母親則是上海的千金小姐。就在吳慈出生的那一年，父親要為祖母盡孝，辭去高薪工作，從南京回到奉化老家務農。為了支持丈夫，吳慈的母親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上海戶口遷回了吳江涇。

　　這個決定讓吳慈的命運隨之改變。

　　父親學識淵博，精通英語，可是這些在干農活時都派不上用場。60年代初的大饑荒中，子女眾多的吳家，生活捉襟見肘。“在那些吃草根、啃樹皮的日子里，我甚至想過去當勞改犯。這樣至少能填飽肚子。”吳慈說。

　　不久，三弟和父親先后死去，身為長子的吳慈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書生夢，年僅15歲就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擔。吳家的“文脈”自此停頓。當時，吳慈只有一個想法：用自己的勞動收獲，讓母親和兄弟姐妹們吃飽肚子。

　　吳慈的農活一直干到30歲。“文革”期間，他家被劃入“黑六類”，雖然干活比別人都賣力，可他從來沒被允許參加過社員大會，而吳家也成為吳江涇500多戶人家中最窮的一戶。

　　“那時正搞上山下鄉，我本來已經在鄉下，就想著要去支援寧夏、新疆等偏遠地區建設。可是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最終沒有去成。”吳慈說。

　　1977年，吳家頭上的“歷史反革命”帽子終于被摘掉，吳慈也進了當地的模具膠木廠做供銷員。進廠不到幾個月，文化根底和兒時居滬的經歷讓他比別人眼界更寬，也更能跑會說。兩年后，吳慈便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供銷員，原本干癟的口袋也漸漸鼓了起來。

　　80年代初，當奉化農村還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吳慈又比他的老鄉走快了一步——當起了一家村辦工廠的廠長。這家生產電器配件的工廠被吳慈戲稱為“三無工廠”：無資金、無設備、無業務。吳慈一人兼任廠長和供銷，腦筋靈活的他發明了工人四班制等管理辦法，工廠效益越來越好，吳慈也成了全國首批萬元戶。

　　“當時我們全鄉也只有兩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吳慈很是自豪。

　　終于又成了城里人

　　不過，萬元戶的日子并不好過。少數人迅速致富，廠里的矛盾接踵而至。吳慈曾向上級部門建議實行股份制，這在當時看來非常大膽的提議自然沒有被采納。于是，在當了七年廠長之后，吳慈無奈放棄了“以廠興村”的初衷，遞交了辭呈。

　　1985年，年近不惑的吳慈失業了。此時，他再次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攜妻帶子，告別故土，到寧波市區找尋新的出路。“當時想讓孩子們有個更好的學習環境，不甘心他們像我一樣只拿小學文憑，希望他們能進城多讀書。”

　　當年，在吳慈的家鄉，到縣城打工的都是極少數，而像他這樣一步跨到大城市的更被視為異類。吳慈一家都是農業戶口，沒有戶口，不能在城里買房，他們只好租住在月湖邊的一個小房子里，靠積蓄和吳慈斷斷續續做些小生意維持生計，妻子蔣梅珍也在菜市場賣咸貨貼補家用。

　　在那個買生活必需品都要憑票的年代，沒有城市戶口的吳慈一家有時不得不找親戚接濟。吳慈的小兒子吳圣超那時剛上小學，他至今還記得，有時候放學回家鍋灶冰冷，原來是家里的煤票用完了，沒有煤球，不能生火，做不了飯。

　　90年代初，吳慈用手頭的2.8萬元積蓄購買了當時寧波郊區鄞縣的一套商品房。從買房到裝修，他都瞞著妻兒，“想給他們一個真正的驚喜”。

　　后來，吳慈一家將戶口從奉化農村遷至鄞縣。隨著寧波城區不斷擴大，鄞縣成了寧波市鄞州區，吳慈一家也終于變成了城里人。

　　“只買進，不賣出”

　　吳慈獨到的眼光成就了他的另一項事業——收藏。

　　吳慈祖上家底頗豐，家中保存著許多瓷器、字畫、古董家具等，他從小耳濡目染，與那些古舊的東西很親近。可惜這些收藏全部在“文革”中被燒被抄。但吳慈一有機會還是忍不住四處搜羅些“舊破爛”。

　　舉家遷至寧波后，很長一段時間，吳慈找不準人生的方向。親友贈送的一件精美的清代人物插屏讓他茅塞頓開，決意以收藏為業。做收藏，他還有另一層考慮——讓吳家中斷的“文脈”重新接起來。

　　1988年，寧波進入14個開放城市行列，城市的大建設、大變化，正是搞收藏的好契機。

　　吳慈把收藏的重點放在了精美的甬式家具上。他覺得，家具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更有歷史和文化價值。

　　收藏甬式家具需要大投入，數年間吳慈幾乎耗去了家庭的全部財產，很多時候還得借債度日。但吳慈從未把這當成困難。十年前，他看中了一張精品的甬式紅木床，對方要價5萬，這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為了不與寶貝失之交臂，吳慈甚至以五分利借了五萬元高利貸。

　　吳家相當傳統，在這個家庭中，一家之長吳慈具有絕對權威。妻子蔣梅珍是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對于丈夫的決定，她總是默默地支持。吳圣東還記得，一次他和父親到江北郊區“淘寶”，看到一件由五種木材組合而成的甬式家具。“開價1萬多，可父親沒有那么多錢。還是母親拿出了自己積攢多年的私房錢，才救了急”。

　　90年代以后，收藏之風日盛。吳慈收藏甬式家具，卻始終遵循一條原則——“只買進，不賣出”。

　　“那些好東西賣掉就再也沒有了，我要盡力把它們保留下來。”吳慈說。他還笑言，如果自己稍微放一下手，如今早已住上別墅、開上轎車了。原來，曾有不少收藏大家慕名找到吳慈，希望從他手中高價買走一兩件珍品，可他就是“死抱葫蘆不開瓢”。

　　收藏接通了家族的“文脈”

　　許多年來，最讓吳慈痛心的就是眼睜睜地看著一些好東西流失在外。當初，很多寧波人并沒有意識到自家的古舊家具有多大的歷史文化價值。為了換舊更新，往往以很低的價格出手賣給外人。當年，吳慈走街串巷尋找老式家具的行為也被許多人戲稱為“撿破爛”。后來，寧波人已漸漸意識到那些老古董的真正價值，不再輕易出手。

　　十多年前，吳慈曾在鎮海的一個村子里看中了一套清早期甬式家具的精品，鍥而不舍地與主人談了十多年，還是沒能買下。不久前，吳慈得知這套家具被別人買走，并高價轉賣到了外地，為此，他整整一個星期吃不下、睡不香。

　　隨著吳慈收藏的甬式家具越來越多，如何擺放成了大問題。數百件家具，家里放不下，就分批寄放在親朋好友家。后來，好不容易在一座藝術城里給部分藏品找到一個安置場所，可沒多久就被人家掃地出門，這樣的情形已不是**次發生。

　　曾經有朋友建議將部分家具放到空置的防空洞去。可一看，吳慈心就涼了半截：防空洞里陰暗潮濕，根本不適合存放木質家具。近年來私人博物館在寧波日益興盛。吳慈受此啟發，正在積極籌辦一座甬式家具博物館。

　　吳慈的兩個兒子，由于受父親的影響自小對甬式家具就有一種特殊的情緣。弟兄倆兒時幾乎從不帶小伙伴到家里玩，唯恐頑皮的孩子們把父親的“寶貝”弄壞了。

　　大兒子吳圣東小的時候，父親買回一架甬式木床，家里沒有地方擺放，就把圣東的床拆掉，讓他睡在這張古董床上。最初，圣東很不適應，曾經幾個晚上沒睡好覺。如今，這張床卻成了他最好的伙伴。

　　高中畢業后，圣東沒有考大學。他走上了與父親同樣的一條路——潛心從事甬式家具的收藏、保護和研究工作。

　　小兒子吳圣超學的是英語專業，畢業后也曾在杭州、上海等地闖蕩，還曾在慈溪一家進出口公司做到了很高的職位。可如今他還是帶著媳婦和剛滿十個月的兒子回到了寧波老家，因為他心中始終割不斷與甬式家具的情緣。

　　當吳慈**次抓起孫子的小手觸摸那雕梁畫棟的甬式家具時，小家伙笑得格外開心。老吳仿佛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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