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紅木家具市場遇冷，但高檔市場表現淡定。除了**收藏品外，高檔半用半藏品是這類市場主力軍。其產品材質多用酸枝、花梨，款式上繼承明清而有所改良，其功能主要是收藏兼實用。現在，大多數品牌企業走的都是這一路線。

    這些企業在當前表現得比較淡定，在資金方面暫時有些壓力，但主要壓力還是來自于設計。然而深究起來，其發展瓶頸表面上是設計問題，深層次上卻是文化問題。

    首先談設計

    這些企業的產品雖然各有所不同，但設計上基本處于模仿的初級階段，主要停留在對明清家具或原來海派家具的外形模仿上，或者稍加改良，而沒有考慮當前時代因素，也沒考慮歷史因素。

    歷史上，優秀的設計作品基本遵循兩個原則：

    1.秩序

    紅木家具的設計制作，首先要考慮的是，它是當下的作品，是在這個時代中使用的作品，也就是實用性。明清家具的形制，很大一部分是符合禮教的規范要求，每件家具都是載道而象德，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禮器，其每個方位、款式都有特定的使用價值和使用人群。當然，現在亦有現在的社會秩序和行為規范。

    因此，當我們走在上海徐匯區文定路家具一條街，看到有些廠家用小葉紫檀做成多寶閣或其他一些仿清式家具時，我們覺得，這些廠家過于強調繼承歷史傳統，而忘了當前的生活模式與幾百年前已經有了根本變化。歷史不會重復，生活沒法效仿。當然，從銷售角度來講，不排除有消費者喜歡此類家具，但是這類人群應該是越來越少了，特別懷舊的人并不多。

    反觀青木堂的“琴瑟和鳴椅”，應該說它更代表一種對當代社會秩序的物化，一種真正的創作。據青木堂葉總介紹，這款椅子的設計初衷，是看到過年時晚輩給長輩拜年，長輩的椅子和大家一樣，感覺不是很合適。為了體現家長的尊嚴，所以拉高椅背;同時男女有別，“和而不同”，所以一對椅子的款式類似，風格卻是一個健壯，一個秀美。

    2.宜人

    明代文士文震亨在《長物志》里提到，室內設計與裝修要“隨方制象，各有所宜”。在現代出現的大型賓館、酒店等公共娛樂場所，都是時代的產物。然而，它們里面的一些公共設施，并沒有納入傳統紅木家具設計的視野中。此其一。

    另外，目前賣場中的大多數清式家具，傳承的是過多的雕花。其實，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設計。當年滿族入關，在文化心理上沒法和中原相比，還帶有濃烈的關東風情。這些濃妝艷抹的表現手法，不要說在今天不太適宜，即使在當時，也很難被文人雅士所接受。實質上，清式家具之勝，勝在它為中國家具設計提供了一種體現北方大男人穩重與威武的風格，那表現的是一種責任與擔當。明朝被清朝所取代，縱然有很多原因，但與明朝重文輕武的風氣不無關系。明朝士子瀟灑飄逸有余，而威武莊嚴不足，博弈結果不言自明。因此，當代清式家具要真正做到宜人，應該傳承那種堅韌、擔當，那種大男人的剛烈性格。一如清式家具常用材質——紫檀的個性，剛烈堅硬而不失細膩。

    其次談文化

    上海地區的家具設計風格、文化取向，基本分為三派：明式家具、清式家具和海派家具。前兩者，比較準確的說法其實應該是明派家具、清派家具。派別是一種風格，而非某些固定的款式。當然，這正反映了不正常的現實。目前，大部分仿明清家具，都是從款式上來模仿。現在來看，只有海派家具超越了某種樣式的限制。

    在此，不妨以明式家具為例，談談紅木家具設計中涉及的深層文化問題。

    可以說，明式家具是現在被模仿最多的。明式家具骨子里的那種瀟灑飄逸，與漢民族內在的精神追求契合，因此成為一種流傳廣、藝術層次高的款式形式。問題在于，當下很多人單純追求款式，而忽略了明式家具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

    1.明式家具的歷史文化背景

    從歷史背景來說，江南富商的大量出現，追求豪華奢侈享受與附庸風雅的風氣，為明式家具提供了經濟基礎和發展可能性。明人張瀚在《松窗夢語》中寫到：“至于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自昔吳俗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赴焉……”奢侈還引起社會道德風尚的變化，徐獻忠認為：“今天下風俗，惟江之南靡而尚華侈，人情乖薄，視本實者，競嗤鄙之。”

    從文化層面來看，明朝士子多拋棄了學而優則仕的仕途經濟模式，反而向往一種隱逸的生活，追求優雅、閑適、散淡的意境。明代文學家文震亨、李漁等，在這些方面都有專門論述。此處暫且以文震亨為例。

    文震亨是明代大書畫家文征明之曾孫，其醉心于“城市山林”的營造，對于居住生活的空間藝術尤有獨到見解，提出了“三忘”境界。他在《長物志·室廬》篇中寫道：“居山水間者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儕縱不能棲巖止谷，追綺園之蹤;而混跡廛市，要須門庭雅潔，室廬清靚，亭臺具曠士之懷，齋閣有幽人之致，又當種佳木怪籜，陳金石圖書。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游之者忘倦。”

     歷史上，亦不乏“城市山林”的代表作，如蘇州園林杰作滄浪亭。其始建者蘇舜欽在五律《滄浪亭》中劈頭就講：“一徑抱幽山，居然城市間”。由于“跡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因此，“吾當老此境，無暇事機關”。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筑宅舍于鶴林寺后，索性親筆直書“城市山林”四字以為扁額。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當時士大夫認同“城市山林”，自有更深層次在——它反映了一種人生態度與心性哲學。白居易在《中隱》一詩中提出，與隱于朝的“大隱”、隱于山的“小隱”不同，“中隱”隱于市，“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他在《池上篇》中，說得就更充分了：“有室有堂，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須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既不受仕途牽累、“烏紗”羈絆，保持相對獨立的心性自由，又無須穴居巖處，免除了饑寒、凍餒之苦，使出與處、仕與隱、“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對立得以融通。由于外部社會所帶給他們的煩惱與束縛渙然冰釋，從而獲得一種自由的精神空間，人們自然趨之若鶩。

    2.當代明式家具創作的努力方向

    當代社會城鎮化越來越嚴重，社會節奏也變快，生活方式也與幾百年前大不同，但是“三忘”境界以及“城市山林”所營造的一種藝術化的生活氛圍是歷代人共同的夢想。通常所論述的明式家具，其實質是一個階段性結果，而非成因。

    因此，使優美、自然的生態環境和充實、高雅的人文環境有機地結合起來，使疲憊、煩悶的心靈獲得自然的滋養，實現“生活藝術化”和“藝術生活化”，這些應該是當代明式家具作品的創作淵源所在，努力的方向所在。

    模仿與創新，應該來源于生活、回歸于生活。我們在新的社會秩序與規范中生活，要尊重這個時代，成就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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