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倫理問題研究動態(五)印度一學者對美國深生態學的批評
2003-11-12來源:熱度:12171
深生態學者譴責主流環保目標狹隘,他們要在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上來一場哲學和文化上的變革,提出用戰斗捍衛“地球母親”,要堅定地抵抗人類對原始荒野的進攻。由于他們的目標從精神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深生態學的追隨者成為了美國環境運動的主流。
印度學者Ramachandra Guha對美國的深生態學提出了批評,他稱自己是從局外人的角度對深生態學加以評論。他說:“我是一位環保運動的熱情支持者,但我支持的是印度的環境運動。我認為,首先,深生態學是獨一無二美國式的,與其他文化背景中(如德國和印度)的激進環保的社會和政治目標有相當的差異;其次,我認為若把深生態學在世界范圍內付諸實踐,將會引致相當嚴重的社會后果。”
“深生態學”術語是由挪威哲學家Arne Naess發明的,但它在美國已發生了變種。美國的深生態學有4個特征:
**,提出是否接受從“人類中心論"轉移到“生物中心論"成為深生態學的試金石,把人類中心和生物中心的區別作為公理提出。
第二,力主原始荒野保護和把退化的地區恢復到原始狀態,提出了一些激進的政策建議。如頗具影響的詩人Gary Snydr就希望減少90%的人類以便恢復原始的自然,而更多的人則在爭論如何將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立即從人類的影響中隔離開來。
第三,普遍乞靈于作為深生態學前兆的東方精神傳統,由此使人們聯想到深生態學已在一個更為普遍的層次上由“原始"人民實踐過。
第四,作為淺/深和人類中心/生物中心區分的兩種極端,美國的深生態學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精神、哲學和政治上的先鋒。
在宗教和科學的傳統中,從人類中心轉向到生物中心,這是受歡迎的。但不能接受的是深生態學由此得到的極端結論,特別是認為對自然的干擾應該取決于保護生物的整體性而不是人類的需要。地球面臨的兩個基本生態問題,一是工業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特權階層的過度消費,二是日益增長的軍事化。的確,這些原動力幾乎不能包括在深生態學的二分法中。工業化社會和軍事化造成的生態浪費遠遠超越世俗:在整體層次上,是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對立;在微觀層次上,是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正是這些引起的生態退化才違背了人類的**利益!
對于第三世界,強調荒野的保護肯定是有害的。印度是一個人口高密度的國家,農業人口與自然之間有著良好的平衡關系,而保留荒野就會導致自然資源從窮人直接轉移到富人手里。如被國際保護團體歡呼的老虎項目就是一個成功的典范,老虎項目明確地假設老虎的利益和住在保護區及四周的貧窮農民的利益是沖突的。老虎保護區的設計要求村莊和他們的居民搬遷,保護區的管理要求長期地把農民和家畜排除在外。就像在非洲的許多地方,荒野地首先用來滿足富人的旅游利益。那些更能直接危及窮人生存的環境問題,如燃料、飼料和水資源短缺,土壤侵蝕,空氣和水污染等則沒有恰當地處理。
國際保護精英正在日益使用深生態學的哲學、倫理和科學證據,推進他們的荒野十字軍。一個驚人卻不典型的例子是最近美國卓越的生物學家的提議:由作者和他的同事接管地球大部分區域。在一個有威望的科學論壇“生態和系統論年度評論”上,Daniel Janzen提出只有生物學家才具備決定熱帶景觀怎樣利用的能力。作為“自然界的代表”,只有他們才有能力“負責熱帶生態的未來?!?
這種坦率的帝國主義宣言,嚴重加劇了美國運動中對第三世界更為緊迫的環境問題的忽視。更為陰險的是,它促進了西方一些人的帝國主義渴望(這些人是生物學家和他們的資助人、組織機構如WWF和IUCN),是他們大力批發植根在美國的一個保護運動,而不顧這有可能導致地球上其他部分的人口背井離鄉。
東方哲學被看作是集中體現在深生態學結構中的先哲。印度教、佛教和道教,被放在一起作為一種自然觀,成為生物中心論的精髓。個別的哲學家如老子,被看作是深生態學的先輩。甚至甘地,在深生態學名人殿堂中也被授予了一個不應得到的地位。
這種對東方傳統的挪用,部分來自把深生態學表現為一種普遍哲學的愿望。盡管一些先哲,如老子的哲學,確實反映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但也要認識到,這樣的苦行者和他們的思考是由耕種者社會支持的,這種社會與自然的關系是更為積極主動的。他們把東方當作西方傳播媒介的一個手段,不同的東方形象都成了西方上演政治和文化斗爭的原材料。他們告訴我們更多的是西方評論者和他的期望,而不僅僅是“東方”如何。
深生態學到底怎樣激進?就是在美國,激進也是受到限制的,也顯示出與他國的深生態學完全不同。我認為深生態學是美國荒野保護運動中的一股激流。它促進了哲學上的爭論,鼓勵了政治上的爭斗。
原始狀態的荒野,對于絕大多數美國人,駕車行駛上千公里的路程到一個國家公園度假,是與這種原型完全相符的。他們一方面占有著一個廣大、美麗、人口稀少的大陸,同時還能通過經濟和政治優勢享用地球上其他大部分地區的自然資源。這樣,美國就能同時享受擴張的物質和原始的美學,就能使“荒野"和“文明"這兩個極端共存于一個統一的整體性中。
環境問題的解決深深地涉及到平等問題,以及經濟和政治的重新分配。印度環保主義的領導人強調:“環境保護每一秒鐘都要關心大多數群體,要關心自然的使用和誰從中獲利?!币獙で髲膰液凸I部門那里奪回對自然的控制權,把它交回到真正生活在環境中的農村社區。
德國和印度的環保主義,傳統上允許對生態的關心與生存有一個全盤考慮,也特別強調平等和社會公正,相信沒有社會的革新,環境的恢復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這可能是最有意義的,避開了對荒野保護的成見,而荒野保護只是美國文化的背景。
在美國的背景中,一個真正的徹底的生態學,應該向著適宜技術、可選擇的生活方式以及和平運動的方向努力。通過把人類中心與生物中心的區分作為爭執焦點,深生態學也許能提高道德基礎,但他們同時對美國和全球的環保主義造成了一種危害。
印度學者Ramachandra Guha對美國的深生態學提出了批評,他稱自己是從局外人的角度對深生態學加以評論。他說:“我是一位環保運動的熱情支持者,但我支持的是印度的環境運動。我認為,首先,深生態學是獨一無二美國式的,與其他文化背景中(如德國和印度)的激進環保的社會和政治目標有相當的差異;其次,我認為若把深生態學在世界范圍內付諸實踐,將會引致相當嚴重的社會后果。”
“深生態學”術語是由挪威哲學家Arne Naess發明的,但它在美國已發生了變種。美國的深生態學有4個特征:
**,提出是否接受從“人類中心論"轉移到“生物中心論"成為深生態學的試金石,把人類中心和生物中心的區別作為公理提出。
第二,力主原始荒野保護和把退化的地區恢復到原始狀態,提出了一些激進的政策建議。如頗具影響的詩人Gary Snydr就希望減少90%的人類以便恢復原始的自然,而更多的人則在爭論如何將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立即從人類的影響中隔離開來。
第三,普遍乞靈于作為深生態學前兆的東方精神傳統,由此使人們聯想到深生態學已在一個更為普遍的層次上由“原始"人民實踐過。
第四,作為淺/深和人類中心/生物中心區分的兩種極端,美國的深生態學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精神、哲學和政治上的先鋒。
在宗教和科學的傳統中,從人類中心轉向到生物中心,這是受歡迎的。但不能接受的是深生態學由此得到的極端結論,特別是認為對自然的干擾應該取決于保護生物的整體性而不是人類的需要。地球面臨的兩個基本生態問題,一是工業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特權階層的過度消費,二是日益增長的軍事化。的確,這些原動力幾乎不能包括在深生態學的二分法中。工業化社會和軍事化造成的生態浪費遠遠超越世俗:在整體層次上,是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對立;在微觀層次上,是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正是這些引起的生態退化才違背了人類的**利益!
對于第三世界,強調荒野的保護肯定是有害的。印度是一個人口高密度的國家,農業人口與自然之間有著良好的平衡關系,而保留荒野就會導致自然資源從窮人直接轉移到富人手里。如被國際保護團體歡呼的老虎項目就是一個成功的典范,老虎項目明確地假設老虎的利益和住在保護區及四周的貧窮農民的利益是沖突的。老虎保護區的設計要求村莊和他們的居民搬遷,保護區的管理要求長期地把農民和家畜排除在外。就像在非洲的許多地方,荒野地首先用來滿足富人的旅游利益。那些更能直接危及窮人生存的環境問題,如燃料、飼料和水資源短缺,土壤侵蝕,空氣和水污染等則沒有恰當地處理。
國際保護精英正在日益使用深生態學的哲學、倫理和科學證據,推進他們的荒野十字軍。一個驚人卻不典型的例子是最近美國卓越的生物學家的提議:由作者和他的同事接管地球大部分區域。在一個有威望的科學論壇“生態和系統論年度評論”上,Daniel Janzen提出只有生物學家才具備決定熱帶景觀怎樣利用的能力。作為“自然界的代表”,只有他們才有能力“負責熱帶生態的未來?!?
這種坦率的帝國主義宣言,嚴重加劇了美國運動中對第三世界更為緊迫的環境問題的忽視。更為陰險的是,它促進了西方一些人的帝國主義渴望(這些人是生物學家和他們的資助人、組織機構如WWF和IUCN),是他們大力批發植根在美國的一個保護運動,而不顧這有可能導致地球上其他部分的人口背井離鄉。
東方哲學被看作是集中體現在深生態學結構中的先哲。印度教、佛教和道教,被放在一起作為一種自然觀,成為生物中心論的精髓。個別的哲學家如老子,被看作是深生態學的先輩。甚至甘地,在深生態學名人殿堂中也被授予了一個不應得到的地位。
這種對東方傳統的挪用,部分來自把深生態學表現為一種普遍哲學的愿望。盡管一些先哲,如老子的哲學,確實反映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但也要認識到,這樣的苦行者和他們的思考是由耕種者社會支持的,這種社會與自然的關系是更為積極主動的。他們把東方當作西方傳播媒介的一個手段,不同的東方形象都成了西方上演政治和文化斗爭的原材料。他們告訴我們更多的是西方評論者和他的期望,而不僅僅是“東方”如何。
深生態學到底怎樣激進?就是在美國,激進也是受到限制的,也顯示出與他國的深生態學完全不同。我認為深生態學是美國荒野保護運動中的一股激流。它促進了哲學上的爭論,鼓勵了政治上的爭斗。
原始狀態的荒野,對于絕大多數美國人,駕車行駛上千公里的路程到一個國家公園度假,是與這種原型完全相符的。他們一方面占有著一個廣大、美麗、人口稀少的大陸,同時還能通過經濟和政治優勢享用地球上其他大部分地區的自然資源。這樣,美國就能同時享受擴張的物質和原始的美學,就能使“荒野"和“文明"這兩個極端共存于一個統一的整體性中。
環境問題的解決深深地涉及到平等問題,以及經濟和政治的重新分配。印度環保主義的領導人強調:“環境保護每一秒鐘都要關心大多數群體,要關心自然的使用和誰從中獲利?!币獙で髲膰液凸I部門那里奪回對自然的控制權,把它交回到真正生活在環境中的農村社區。
德國和印度的環保主義,傳統上允許對生態的關心與生存有一個全盤考慮,也特別強調平等和社會公正,相信沒有社會的革新,環境的恢復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這可能是最有意義的,避開了對荒野保護的成見,而荒野保護只是美國文化的背景。
在美國的背景中,一個真正的徹底的生態學,應該向著適宜技術、可選擇的生活方式以及和平運動的方向努力。通過把人類中心與生物中心的區分作為爭執焦點,深生態學也許能提高道德基礎,但他們同時對美國和全球的環保主義造成了一種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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