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神木
就木材而言，北京最神奇的不是能制作宮廷家具的紫檀、黃花梨，而是神木。
神木之得名，源于明永樂皇帝營建北京皇宮。明永樂四年，成祖朱棣與群臣議決，取大木營建北京皇宮。大木取得后，“工部尚書宋禮言，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祭之，且建祠立碑。命翰林院侍讀胡廣制碑文。”（明張輔《明太宗文皇帝實録》）胡為文淵閣大學士，曾任內閣首輔，遂做《神木山神祠碑文》。文中寫道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臣（宋）禮取材于蜀，得大木于馬湖府，圍以尋丈（指八尺到一丈之間的長度。）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有巨石巉然當其沖。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險巖，膚寸不損。所經之處，一草不掩。百工執事，顧視讙嘩，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圣德所致。”這批據傳可以自行的木材中**者，“長六丈余，橫臥于地，騎者隔木不相見。”（《養吉齋叢録》）這棵木材沒有被用來建設宮殿，而是奉為神木。
一、神木地處北京的什么位置
（一）地在城外
較早提到神木的是明朝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進士，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的何士晉，他在成書于1615年的《工部廠庫須知》中寫道：“神木廠，營繕分差，掌收各項材木。先朝營建時，有巨木蔽牛浮河而至，疑為神木，廠遂得名。地在城外，以便灣廠輪運。歲時儲積，以供取用。所積每多于山臺兩廠。” 文中山臺兩廠，指山西大木廠與臺基廠，此兩廠與神木廠均為明初營建紫禁城時貯存木材的場所。神木廠的得名，源于神木，而神木系“先朝營建時，有巨木蔽牛浮河而至，疑為神木”。文中指出，當時的神木廠位置城外，但未指明具體所在。因文中提到“以便灣廠輪運”，當在北京城的東郊，因所有營建北京城的大木均由運河轉運，運河來自北京東方。此文未提及前文所述的那棵神木。
（二）崇文門外
執此說者，歷官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的于敏中（1714——1780）。他在《日下舊聞考》寫道：“原正徳三年六月，開設神木千戶所。先是朝陽、崇文門外大木廠二，調鎮朔永平遵化等三十四衛所軍士千人護視神木，至是軍士陳志等奏，往來勤苦，乞比蕃牧嘉蔬事例，改設一所。兵部覆奏，從之（《明武宗實録》）。原七年三月，革神木千戶所（《同上》）。原十年六月，復設神木千戶所于朝陽門外，從太監張鋹請也（《同上》）。補：工部設五大廠，一曰神木廠，在崇文門外，額發軍千名辦工。一曰大木廠，在朝陽門外，即獐鹿房廠也。”此文也未涉及前文所說的神木。《光緒順天府志》也提到，神木廠在崇文門外，大木廠在朝陽門外。
（三）東直門外
吳振棫（1790～1870）在《養吉齋叢録》中記載：“黃木廠在京師東直門外，其木長六丈余，橫臥于地，騎者隔木不相見。土人稱曰神木，相傳明初建北京時，自南方致者。” 吳認為神木位于東直門外。東直門外也可能有神木廠（黃木廠），但不大可能那棵神木，原因在于東直門距運河太遠。吳大約沒有親自做過考察。
（四）廣渠門外
清徐寳善 (1790年-1838年)《壺園詩鈔選》也做了《神木歌》，其序為：“京師皇木廠，有神木焉。相傳明永樂中征木于蜀之馬湖府，計庸萬夫之力乃出水，一夕木自達于途，行聲如?，巨石為開，膚寸不損。至燕以其神也。置不用，俾作鎭東郊，今覆以亭?瓴翼。然木之材長六十二尺，其竟高可隱人，中空如槎。在今廣渠門外里許。” 徐寳善說得更清楚了，這棵神木就在廣渠門外。
于敏中在《日下舊聞考》也說：“廣渠門，明嘉靖時建，本朝因之，増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于地，髙可隠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大清一統志）。臣等謹按，神木廠神木，今存皇上御制神木謡，恭載卷內。”
以詩名重天下的湯鵬（1801一1844年）作神木謡并序：“明永樂時取木于蜀之馬湖府，計庸萬夫之力，始可出水，而木一夕自達于涂，行聲如雷，膚石為開，至燕以其神也。俾作鎮東郊，今廣渠門外皇木廠神木在焉。” 湯鵬也認為此神木位于廣渠門外皇木廠。
《（嘉慶）大清一統志》載：“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于地，高可隱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因名。本朝乾隆年間，高宗純皇帝經臨其地，有御制神木謠。”
（五）東便門外
官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的英和（1771年-1840年）。寫過《神木行并序》：“東便門外黃木廠，有巨木長六十尺，相傳永樂建北京時，自南方轝致，因不中規矩，故棄置于此。癸亥戊寅，兩邀御制詩章，近又置祠歲祭。余偶道經，土人指以告曰：此黃木也！因作神木行。”東便門與廣渠門相距不遠，可以認為所指與廣渠門外同為一處。英和是親自去的，所寫內容應是可信的。
（六）沙窩門外
清李虹若《都市叢載》：“黃木在沙窩門外，地名黃木廠。其木系金絲楠木，高矮長短七丈有余，系鎭東方。” 沙窩門即廣渠門。署名“黃城根下”的作者著文《廣渠門為何又叫“沙窩門”》談到：“據說清代南方各省大員進出北京，都走廣安門。而謫貶失意的官員出京，則不敢走廣安門，怕遇見熟人。而常走廣渠門到張家灣上船，順運河南下。廣渠門內外寺廟很多，但這些寺廟大多香火不盛，漸漸演變成為客死京城的外省人的停靈之處，寺廟就更顯得冷清，寺廟周圍除了菜地，便是墳地。一些無力將死者運回原籍的人就都埋在這里。形成為“亂葬崗子”，雜草叢生、墳墓無序，極其荒涼。從事喪葬行業的總要在“亂葬崗子”里預先挖一些“半大的坑”（不夠長，也不夠深），如同今日之“占地兒”，待靈柩抬到再繼續深挖到合乎要求。這半大坑在行業內叫“等坑”，俗稱“沙窩子”。由于廣渠門外亂葬崗子里有眾多的沙窩子，廣渠門也就因此得了“沙窩子門”的別稱。”
乾隆在1758年親自寫了一首神木謠，其序為：“都城東有巨木焉，其長六十余尺，臥于地，騎者隔木立，弗相見也。相傳前明時所置，以應甲乙生氣云。作神木謠。”乾隆也沒有說神木的位置。但乾隆這首詩的碑刻就立在廣渠門外黃木廠內。
此碑及相關建筑在民國時尚在。當時北平市工務局根據北平市政府訓令 (1936 年1 月4 日) 甲字第23 號令，查有關于歷史文化之碑版,造像,畫壁等古跡古物。第二工區呈文：東便門外黃木廠地方,橫有巨木一株,名曰神木,長約六十余尺,建有庫房貯存,另有碑刻記其事。并附北京檔案史料：東郊東便門外黃木廠地方,有古樹一株橫于地上,周圍約三十尺,長約六十尺,建有庫房七間,以資貯存,惟多年失修,房屋坍塌。另外建亭一座,內立石碑,以記木之來由,命名神木, 并有房屋數間,名曰神殿,查建筑物屬于清乾隆時代,俗傳該木為東方甲乙木之應證,其碑亭石刻尚屬完整,可資拓印。
綜上所述，可知明清時北京的神木廠（有的也稱黃木廠）并非一處，崇文門外有、東直門外有、廣渠門外有，通州也有。但神木廠并不一定都是放置那棵神木的，而放置那棵神木的只有廣渠門或者說東便門外神木廠。有作者著文，認為明時此神木原位崇文門外神木廠，清時又將此木運往廣渠門外神木廠。此說大有疑問。若大的原木走陸路，從崇文門外運至廣渠門外，這要耗費多少人工？胡廣所言“庸萬夫力乃可以運” （《勑建神木山神祠之碑》），當不為虛言。即便是在今日，要移動如此巨大的木材也絕非易事！事實上，此神木由南方走運河運至通州，又由通州沿通惠河運至廣渠門外神木廠。即不中用，且又神奇，只能放置原處，斷無運來運去的必要。所以，這神木不可能位于崇文門外，也不可能位于東直門外。按“其圍臥地蔽騎者”推斷，此木直徑當在3米左右，以當時的加工技術，也很難處理這么大直徑的木材，故只能放置不用。此外，此木太過神奇，即使能夠加工，工匠們大約也不敢下手。
二、神木是什么木
清阮葵生（1727～1798年）的《茶余客話》載：“神木廠所積大木多永樂時舊物，木各有名，刻字為記。**者為“樟匾頭”又曰張點頭，圍徑二丈余。又王二姐，嫌河窄，混江龍等，名朽欄棄，擲對而人立尚不相見。” 神木廠所積大木，**者，當為前文所說的神木，此木名為“樟匾頭”，以名度之，此神木當為樟木。清道光舉人，學無不精的俞正燮（1755～1840）《癸巳存稿》：“大淸一統志言，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于地，高可隱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春明夢余錄云，大木，樟也，圍二丈，外臥四丈余，騎而過其下，高可隱身。今見其木長乃六丈余。”由此觀之，此神木是為樟木。
清李虹若的《都市叢載》中直截了當地明言：“其木系金絲楠木”。
民國天臺野叟《大清見聞錄》載：“京師俗傳有五鎮。東方之鎮為黃木廠，其木系金絲楠木，長七丈有奇，圍兩丈余，不知置自何年，覆以廠柵，圍以石欄。清高宗（乾隆）所書碑碣等在焉。”此說也是明指為金絲楠木。
能夠說清楚這一神木來源的還是胡廣。胡在《神木山神祠碑文》文中寫直言：“永樂四年，工部尚書臣宋禮取材于蜀，得大木于馬湖府。”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馬湖府管屏山一縣，四長官司：泥溪長官司、夷長官司、蠻夷長官司、沐川長官司。”
明虞懷忠《（萬歷）四川總志》：“神木山：沐川司西二十里，舊名黃種溪山。本朝永樂四年伐楠木于此山，一夕不假人力移數里。遂封為神木山，歲時祭之。”
元胡古愚《樹藝篇》載：“骰栢楠木，出蜀馬湖府，紋理縦橫不直，中有山水人物等芲者價髙。四川亦難得。又謂之骰子栢楠，今俗云閗栢楠。” 骰栢楠為楠木中的上品。
馬湖府位今四川屏山縣，據藍勇所撰《四川屏山縣神木山祠考》記載，胡廣所撰神木山碑，1944年被毀，其原因在于此碑所用之石可以打火，當地人稱火石碑，故碑被人們打碎做了打火石。由此可知，此神木出自馬湖府無疑。
綜上所述，神木當為楠木，而非樟木。
當然，此木是否一定是金絲楠木，還難以斷定。
三、神木的下落
神木自明永樂五年歷經兵火戰亂，至文革初期尚在。《北京晚報》2000年07月02日發表了《北京鋼琴廠搶救乾隆御筆“神木謠”》一文，文中談到：“在“文革”中，廠里（北京鋼琴廠）決定將殘存的“神木”鋸成板材，經鋼琴廠的能工巧匠之手，做成了20張光可鑒人、氣度非凡的條桌，以留紀念。”文革中打雜搶燒了不少文物，這么一根與封建皇帝“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有重要關系的木頭，自然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那20張“光可鑒人、氣度非凡的條桌”，也不知還健在否。不管怎么說，反正這神木是沒有了！
四、神木的作用
神木之所以神，不僅僅在于大，而在于此木不假人力，可以自行。當時，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大家都會這樣想。這么大的木材，從四川的一個由土司管轄的偏僻地方運到北京，沒有神力相助，是不可能的。所以，永樂皇帝封產出神木的山為神木山，且專門派人到山上立碑建祠祭祀。
乾隆皇帝也曾兩次寫詩盛贊神木。
乾隆皇帝1743年寫了一首神木行。其序為：“黃木廠有巨木，長六十尺，其圍臥地蔽騎者，弗相見也。土人稱曰神木。相傳明初建北京時自南方轝致之，以其不中繩墨，故弗用。其皮膚因年久剝蝕，視昔為猶減云。”
1758年3月，乾隆皇帝又做了一首神木謠，此次他親臨現場，詩中有“便中一覽城東隅”之句。詩中特別提到此神木“逺辭南海來燕都，甲乙青氣鎮權輿。”之句。
按五行理論，甲乙在五行方位上對應的是東方、東方對應的屬性是木、甲乙對應的五行顏色為青色。神木位于北京城的東方，故為北京的東方之鎮。其余四鎮為：西方屬金，鎮物是覺生寺(大鐘寺)的大鐘；南方屬火，鎮物是永定門的燕墩；北方屬水，鎮物是頤和園昆明湖（另一說為昆明湖邊的銅牛），中央屬土，鎮物是景山（景山系聚土為山）。
英和的《神木行并序》載：“東便門外黃木廠，……癸亥戊寅，兩邀御制詩章，近又置祠歲祭。”其詩中有“亭亭芝蓋省東方，俯覽神木考其詳。睿藻兩頒碑并勒，遣官致祭牲醪香。”即指乾隆兩次寫詩贊頌神木，后此地置祠歲祭。“亭亭芝蓋省東方”當有此木為北京東方之鎮的意思。
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録》載：“每年二月掌儀司奏派祭黃木神之大臣。”掌儀司內務府所屬機構,掌內庭祭祀禮儀樂舞。由此可知，祭祀神木已經成為皇家的固定禮儀。不過吳振棫的描述與事實尚有出入，吳以為祭祀神木在二月，也就是春季。春季萬木復蘇，祭祀正當其時。但清廷不僅在春季祭祀神木，秋季也要祭祀。
上海《申報》自1827年在《京報全錄》專欄中開始記載內務府、掌儀司致祭黃木神之大臣事跡。除個別情況外，每年二月、八月（均為陰歷），即春秋兩季，清廷均派出致祭黃木神之大臣進行祭祀。即便是鬧義和團一直鬧到八國聯軍入京，慈溪太后和光緒皇帝逃離北京，也沒有中斷過。對神木的祭祀一直延續到1906年，此后申報未對此再做報道，五年以后，清朝政府垮臺。由此可知，清廷對神木（黃木）的祭祀是十分重視的。
五、重建北京五鎮之東鎮
北京的五鎮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清李虹若《都市叢載》中對北京五鎮做了詳細的描述：
（東鎮）黃木：
大木翰囷百丈高，東方作鎭記先朝。磈奇猶憶巖呵褭，老干亭亭聳碧霄。
（南鎮）燕墩：
沙路迢迢古跡存，石幢卓立號燕墩。大都舊事誰能說，正對當年麗正門。
（西鎮）大鐘寺（鐘）：
鐘大難懸梁上穿，深深樓覆韻飄然。游人到此占祥瑞，鵝眼靑錢費萬千。
（北鎮）昆明湖：
昆明湖上晚晴初，眼望銅牛柳半疎。水遠樓深難畫處，頓教俗慮自消除。
（中鎮）景山：
地安門裏繞紅墻，樹影重重映夕陽。玉蝀金鰲橋上望，煤峯聳峙在中央。
由此可知，北京的五鎮之說，并非空穴來風。
北京的五鎮對于北京城市建設文化、民俗文化與旅游都有重要意義。北京的五鎮中西鎮大鐘寺的大鐘尚在、北鎮昆明湖尚在，中鎮景山尚在，南鎮燕墩也尚在，惟東鎮神木沒有了。
要重建東鎮的景觀，需要一棵直徑3米的楠木，沒有地方可以搞到如此巨大的楠木！
然而，東鎮是北京的五鎮之首，沒有東鎮，就沒有北京的五鎮。因此，將東鎮重新建起來，很有必要。的確，楠木是沒有那么大的了，但現市場上巨大的木材還是有的，直徑1米以上的木材在市場上還是可以很容易找到的。
可以考慮在廣渠門外，惠通河畔，選擇適當地點，重建神木景觀。在木材市場盡可能選擇徑級巨大、干形通直的原木一段，移至該地，并建廳堂一處展放。還可建碑亭一，放置乾隆親筆書寫的“神木謠”御碑；另建祠堂一處，供奉神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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